许多到访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游客，看到所谓人类祖先的猿人 [（apemen）又名 远古人（hominins） 或原始人（hominids）] 标本时都会惊叹不已，比如类似图 1 所示的“我们人类的家谱树”展览。这幅家谱树用多个头骨铸型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进化关系”，要重重地敲醒任何敢质疑我们是“高级猿猴”的人。

图1  “我们的家谱”展览，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安妮和伯纳德·斯皮策人类起源展厅。

《创造》杂志以前就强调过，虽然教育界和大众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进化论，但是，人类进化故事的实际情况与这个展览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反，只能委婉地说并非无懈可击。¹ 其实在生物学领域，它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引起一些进化论者注意。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已经表明，即使是所谓的 600 万年左右的时间（为了满足人类和黑猩猩从同一祖先进化所要求的时间），对通过突变影响身体形态的进程来说，也是太短了。

此外，对头骨化石的解释和“定年”也十分混乱；一度被宣扬为近乎肯定正确的观念不久后就被丢弃。还有一些观念则不断积累难题，反复“打补丁”，仿佛只为等着有新的观点将其取代，其中就包括居主导地位的人类进化的“非洲”模型。

重估“走出非洲”

在人类进化的“非洲起源”模型中，居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走出非洲”模型，通常被称为非洲“替代”模型。²“走出非洲”模型认为现代人类（智人）是在东非进化而来的，而这仅仅是 20 万年前发生的事。^3*

这些现代人类后来向全世界进发——可能最早开始于 12 万年前，人们通常认为该时期他们只是短暂地占据以色列地区。⁴ 进化论者通常认为人类在非洲的大量出现开始于7 万年以前。⁴ 据说，他们随后扩张到亚洲、欧洲和东半球的其它地方，取代了“其他不那么高等的人，例如尼安德特人。”5 据称这种取代过程没有或很少伴有杂交（交配）情况。²

长期以来，“走出非洲”模型的主要进化论替代选项一直是“多区域起源说”，但在此之前，多区域起源说一直受到冷落。多区域起源模型认为，当今诸多人类种群的古代祖先是在将近 200 万年前从非洲向外迁徙的直立人。⁶ 之后他们大致生活在今天所在的地区，并在这些不同地区同步进化成今天的现代人。

该理论认为：“杂交给群体间带来了基因流动，重要变化借此在所有族群间传开了，使人类能以保持一个单一物种。”⁶

“走出非洲”模型陷入困境

一度成为主流的“走出非洲”模型最近陷入困境。首先，剧增的古代 DNA 证据证明，任何提出近乎纯取代（杂交很少或没有）的“走出非洲”模型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证据显示现代人与其他人类族群，如尼安德特人与神秘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之间，存在大量且持续不断的杂交基因渗入），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物种（见下页信息框）。⁷

“年代测定”的困惑

随后在 2017 年，一份以进化论为前设的定年报告称，12.4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大腿骨中的线粒体DNA 表明，非洲线粒体 DNA 基因早在 27万年前已经流入尼安德特人中。⁸ 但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早期现代人进入欧洲（或附近）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离开非洲之前——甚至早于人类在非洲进化之前 !

同年，一具来自摩洛哥的智人杰贝尔·伊尔霍德（Jebel Irhoud）头骨化石（见下页图 2）的年代被重新测定，新的定年结果从大约 16 万年前变为更早的 31.5 万年前。^9、10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人类在非洲出现的时间比以往认为的要早10 万年，并且地点在北非，而不是以往认为的东非。

这促使另一批发现杰贝尔·伊尔霍德头骨与中国大理头骨（约 26 万年前）相似的研究人员提议：“与智人相关的特征可能是在东亚进化出来，并被带到了非洲”。这意味着我们的起源并非如“走出非洲”模型所言，仅仅局限于非洲。¹¹

最近，在以色列米斯利亚洞穴（Misliya Cave）发现的上颌骨及相关联的牙齿在特征上与智人一致，年代被定在 17.7 到 19.4 万年之间。这意味着“该智人进化分支的成员离开非洲的时间比之前认为的要早”。¹² 而在此之前，同样是在以色列，人们在斯虎尔（Skhul）和卡夫扎（Qafzeh）发现了当时非洲以外最古老的现代人类化石，据称大约在9至12万年前。 

妥协的愚蠢

图 2  来自摩洛哥杰贝尔 · 伊尔霍德（Jebel Irhoud）的伊尔霍德1号智人头盖骨铸型 , 陈列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它最近被重新定年，从之前的约 16 万年调整为 31.5 万年。

许多人追随加拿大天文学家休·罗斯（Hugh Ross）的学说，相信超自然的创造，并反对进化论（常常到了否定自然选择和物种形成等明显事实的程度）。他们虽然按圣经记载相信亚当和夏娃受造的事件，却认为这发生在创世之后数十亿年，而且认为在万古千年的地质年代中，上帝分批次地逐步创造了生物，其立场是以接受世俗年代和“宇宙大爆炸”理论为基础。

我们经常指出该立场的许多问题。首先，它把充满死亡和苦难的漫长岁月置于人犯罪以前，再者，“大爆炸理论”认为太阳在地球之前出现，这与创世记第一章的记载相反。

而且还有一个从亚当到基督的圣经家谱问题：计算表明从亚当受造到现在只有大约6000年。罗斯曾经提出，亚当受造发生在（作为第一个真正的人类，智人）大约两万五千年前。所有其他明显的人类，如尼安德特人、直立人等（都有几十万年的世俗“定年”）却因此只能是没有灵魂的类人生物。

这种看法已经大幅度地拉长了家谱，但罗斯后来又把它扩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6万年。这可能是对澳洲土著出现在5万多年前这一世俗“定年”的回应。

然而，这幅图片里摩洛哥智人头骨超过30万年的“定年”（见正文）对罗斯的观点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这已经没可能调和该年代与圣经家谱记载之间的差异，企图使两者吻合已经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这也使得早期先祖们生活在几十万年前，并与所有这些非常像人类又非人类的存在者（圣经中从未提到它们，而它们还会制造精巧的工具和住所，演奏音乐，等等）共享地球。

除此之外，我们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杂交（见正文）的DNA证据已然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辩方提出这代表“人兽杂交”是不诚实的。如果人类能与尼安德特人生育后代，这意味着二者是同一生物物种，按圣经说是同一种受造类，即人类、亚当和夏娃的后代（见 creation.com/human-hybrids）。

相反，一旦圣经记载被赋予比世俗定年法更加优先的地位，证据与《创世记》记载的一致性是很容易看到的。 

进化论的流沙

那么，“走出非洲” 模型既然被进化论者自己的数据证伪，这个理论会被抛弃吗？不太可能；虽然他们承认“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这一物种是如何出现的”，但我们只见他们努力使最新的发现适应新的“正在进化”的故事。¹³

各种形式的多区域起源说在不同程度上又被人玩弄起来。就在最近，23位进化论者在一篇论文上联合署名，该论文主张他们称为“非洲多区域起源”模型的观点。¹⁴ 根据塞里（Scerri）等人的说法，“新数据表明可能有许多处于过渡期的人类群体，他们带着原始和衍生特征的不同组合，30万年到1.2万年前生活在从摩洛哥到南非的广大区域”。¹⁵ 他们没有放弃智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并且提出了一种模糊的多区域起源说，但对非洲大陆以外的事件基本上保持沉默。《科学美国人》撰稿人凯特·王（Kate Wong）这样总结他们的立场：

他们提倡的绝非是在非洲某个地区的某个小群体的进化，而是认为我们这一物种是从一个大的群体进化而来。该群体在广阔的非洲大陆上被细分为更小的群体，相互间因着距离以及沙漠一类的生态学障碍隔开，而且通常处于数千年的半隔离状态。¹⁶

选择你要的模型

亨（Henn）等人最近概述了四种非洲智人起源的候选模型，其中包括非洲多区域起源说。¹⁷“大杂烩模型”表明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引发了人们对非洲起源论本身的质疑。

其他进化论者再次倾向于全球多区域起源说。新发现的化石推翻了“走出非洲”模型，人类学家希拉·阿特利亚对此（Sheela Athreya）评论说：

随着每一项新发现的到来，研究人员和新闻头条都宣布这些化石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进化和从非洲迁徙的理解。但是，如果不得不如此频繁地修改智人进化的故事，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剧情压根儿是错的。¹⁸

阿特利亚参与了在印度贝特卡（Bhimbetka）的研究，该研究试图通过专注于现在和过去种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使进化故事的叙述更具包容性”。¹⁸ 她考虑的似乎是区域延续理论（多区域起源说），尤其是在南亚地区的延续性。

“模糊”成了新常态？

人类学家李相熙（Sang-Hee Lee）写道（粗体为原文强调的内容）：

新的研究和新一代的研究者正在挑战这些学科的核心假设，越来越多的证据暗示现代人类并没有一个起源。相反，我们可能会看到模糊的边界和混乱的起源。这些术语不再如过去那样清楚，但它们更有可能让我们接近（所谓的）人类起源的真实故事。¹⁹

李相熙似乎采用了一种全球多区域进化的方式，他写道：“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出现的现代人类并非独立的物种，而是本土种群的延续”。¹⁹

曾被嘲笑的多区域起源说模型，无论是（非洲）大陆的还是全球的版本，最近竟然被接纳了，讽刺意味在于，就连进化论者也称“现在普遍认为（该模型和“走出非洲”模型——至少最严格的版本）已被证伪”。²⁰

底线

全球多区域起源模型并不比“走出非洲”模型更有说服力，甚至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在将近两百万年间，稀疏地分布在各大洲的直立人小种群间发生的基因交换竟然能使他们一直保持一个单一物种，与此同时，不同的种群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内，分别都进化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形态。

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在人类、类人猿和南猿（现已灭绝）各自种群内，一直存在着一系列的生物变异。人类始终是人类。正如2018年《创造》杂志一篇文章 ²¹ 所引用的，最近进化论者自己进行的一项研究就声称，线粒体 DNA 证据与所有人类都从“一对创始夫妻”繁衍而来的前设是一致的。²²

相比之下，圣经的模型不但不会像脆弱的进化模型那样需要不断地修补，而且还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实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