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都是家庭惹的祸

18 十 2018

作者:罗素·格里格(Russel Grigg)  

 

很多人误以为查尔斯·达尔文(拥有神学学位),对生命起源的圣经解释颇为满意——直到1835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科隆群岛(又名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 Islands)上考察“自然的真相”时,本着博物学家的研究精神,发展出进化论的思想。

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进化论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他的家族:查尔斯·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于1770年首次提出这一思想。1

如我们此前经常论及的,进化论主义者和创造论者拥有相同的客观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事实,而意识形态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解读。

查尔斯·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曾说:“如果观察能够派上用场的话,那么必定是为了证明或者证伪某一观点,如果一个人连这一点都不清楚那就太难以置信了!”2
然而,达尔文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解释自然界的设计,而且不需要任何目的和一个智能的指引。他把自己标榜为不可知论者,在1876年他67时所写的自传中,4他表明了他的“宗教信仰”。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分析,达尔文在1831年登上环游世界的比格尔(Beagle船名) 号之前,他的思想都受到了哪些影响。如果想理解为什么达尔文倾向于采用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解释事实,关键是要从他的信仰、作品以及他的爷爷伊拉斯谟斯对他的影响等方面着眼。 

科学家、发明家、医生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1731–1802)对所从事的事业充满激情、兢兢业业,是当时最为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之一。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

他将卡尔·林奈(1707–1778,他创立的植物分类方法奠定了现代植物学的基础)的一部拉丁文著作翻译成英文,这是他的一部重要译作。

他还发明了留声机(speaking machine)、复印机和一套后来应用于汽车的马车转向系统。实事求是地讲,“从进化论到优生学,从飞机到潜水艇,从防腐剂到精神分析学,从留声机到电话……,现代几乎所有发明或思想都能从伊拉斯谟斯·达尔文那里找到根源,或是早已在他预言之中。”3

1756年,他选择了从医,在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开业。他治好了当地一个名望家族中的一位其他医生认为无法治愈的年轻人,从此名声大噪。

由于治愈率奇高,他的机构在英格兰中部地区逐渐发展为最大的一家。国王乔治三世曾想聘他为自己在伦敦的御医,却被谢绝了。

大约在1766年,他和别人合作创立了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该社团由当时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和自然哲学家组成,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智库”,是十八世纪英国本土仅次于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著名科学协会。

成员包括詹姆斯·瓦特(蒸汽机发明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氧气的发现者)、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h,气灯的发明者)和塞缪尔·高尔顿(Samuel Galton,一位富有的企业家)。

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也和月光社保持着联系。

美食家、自由思想家、诗人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嗜吃如命(尤其是水果、糖、奶油和黄油)4,却不爱运动, 所以到46岁时,由于过度肥胖,需要在餐桌上切下一个半圆才能放下他的大肚子。

他有过两段婚史,育有12个儿女。在这两段婚姻之间,他还和一个名叫帕克(Parker)的女子生有2个(已知的)私生女。他把这两个女孩子放在家里和其他孩子一起抚养长大,这也促成他写了一本关于女子教育的不小篇幅的书。5

他反对基督教和奴隶制,而推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常用诗歌来发表意见,阐述科学观点,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于1789年和1791年分两部分出版),全书共有4384行韵脚工整的诗句,以及《自然之殿》(The Temple of Nature,出版于他逝世后的1803年)。

摘选:

“寒冷让鱼鳃进化成可呼吸的肺,
原本粘稠的舌头也发出声声叫唤”6,7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进化论

伊拉斯谟斯于1770年首次试探性地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的家族纹章上绘有3个贝壳,而他纹章下面附了一句拉丁文E Conchis omnia(意为“一切源于贝壳”)。

他还把这句格言附在马车上以宣示自己的理论,但是却要做到“不被任何人察觉”。但是大家最终还是察觉到了。利奇菲尔德大教堂(Lichfield Cathedral)的卡农·西沃德(Canon Seward)写了几首讽刺诗来抨击他:
“…弃绝了他的创造主
而是在毫无意义的事物中编织意义。
他可真是个法力无边的巫师!
竟妄称万物都起源于贝壳。”8
为了不招自己那些声名显赫的病人之嫌,他涂掉了马车上那句格言,转而将其写在藏书票上(1771年)。

《生物学》(Zoonomia)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在藏书票图案的一条斜边上绘制了3个贝壳。
1771年,他又在上面附上了E conchis omnia(意为“一切源于扇贝“)以宣示自己对进化论的信仰。

随后的20年间,伊拉斯谟斯在宣示进化论思想上变得愈发激进大胆。他在《植被经济》(The Economy of Vegetation,1792年)一书中宣称,地球起源于一次宇宙空间的大爆炸:“苍天之上、地壳之下,爆炸的烈火令人骇然。旋转的太阳将这笨重的星球远远抛却,却让这原本空空如也的太空换了人间。”9

他在《植物园》中指出,生命源自海洋并不断发展演进:

“无边的海浪之下,生命在海底的洞穴中萌生孕育。

它们最初微小无比,栖息于泥沼之中,显微镜下也不得辨认;
如此累世繁衍,
它们变得更有力量,体型不断增大。自此,种类无数的植物开始涌现。
鳍、脚和翅膀也逐渐成形。”10

 他的名著,或是《动物法则》(The Laws of Organic Life,分为两卷,分别成书于1794年和1796年),是一部长篇医学专著,全书以散文形式写成,对疾病和治疗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分类。随后的10年里,这本书共出现4个英国版本和2个美国版本,并且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

该书被称为“第一部全方位阐释进化论的假说”,比查尔斯·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关于进化论的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早了65年。

伊拉斯谟斯认为“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代以前[也就是数亿万年前]……所有恒温动物都源自一条共同的纤维体,这条纤维体是首次被伟大的第一因(The Great First Cause)赋予生命,它可以捕获新的物质……借此不断提升其固有能力,并能把这些业已提升的能力传给下一代,世代繁衍、生生不息!”(I:505)11

之后,伊拉斯谟斯在《自然之殿》中进一步指出:“现存所有的动植物都源自于原始海洋中最微小的、完全自发形成的生物”11他还说:伊拉斯谟斯强烈反对基督教,将“盲目轻信”、“迷信的盼望”以及“对地狱的恐惧”列入疾病。

“人类……
应该善待所有生命,
视蚂蚁为兄弟,视蠕虫如姐妹。”12

伊拉斯谟斯曾尝试迎合当时的宗教文化,曾在书中引用大写的“THE GREAT FIRST CAUSE ”(伟大的第一因)。然而随后他很快指出:进化一旦开始则不需要任何协助便可以“凭借它固有的能力”不断发展。伊拉斯谟斯在对疾病的分类中,强烈反对基督教,反对“盲目轻信,反对迷信的希望以及对地狱的恐惧”。13

此类思想遭到如伟大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广大作家的批判,称其为“达尔文化”,他们指责伊拉斯谟斯的进化论思想是大胆而不着边际的猜测,而称《自然之殿》是“对神的彻底背离”,进而试图“用对自然的信仰取代对上帝的信仰”。15

伊拉斯谟斯对达尔文的影响

尽管查尔斯·达尔文在祖父逝世7年之后才出生,但是他的父亲罗伯特(Robert)充分吸收了伊拉斯谟斯“自由思考”(唯物主义)和反对基督教的思想,达尔文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之下长大。所以达尔文的家庭向来秉持怀疑的特质——这种特质被视为“一份家族传承的责任”,而非“道德的危机或反叛”。

18岁那年,查尔斯·达尔文在读到《生物学》之时不禁为之“赞叹不已”。不过多年之后他也遭到与祖父当年相同的非难,而后他开始逐渐抛弃祖父书中的思想,17他曾说;“十多年后,当我再次翻开这些书时却倍感失望;书中充满了各种猜测,而给出的事实却寥寥无几。”18 尽管如此,1837年,达尔文在一份阐述自己思想的笔记本扉页上写下了Zoonomia的字样,“来宣示自己追随着祖父的脚步”。19

1835年,达尔文在科隆群岛考察时发现,雀类之所以拥有不同形状的喙是出于适应不同种类食物的需要,这一发现成为他支持进化论的主要证据之一。他的这一观点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是受伊拉斯谟斯著作中思想的影响。

其中包括:“一些鸟拥有较为坚硬的喙以便能咬碎坚果,比如鹦鹉;一些鸟的喙能够破开坚硬种子,比如麻雀;还有的鸟喙比较软,适宜以相应较软的花子和树的蓓蕾为食,比如雀类;还有的鸟喙很长……还有的很宽……。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动物们在世代觅食过程种中逐渐形成的。(I:504).”20

《生物学》中提及的每个话题以及给出的每个例子,几乎都能在《物种起源》中再次找到。

《生物学》中提及的每个话题以及给出的每个例子,几乎都能在《物种起源》中再次找到。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实际上除了其中一部之外,其它所有著作都可以从《生物学》中或是伊拉斯谟斯的诗集中找到与之对应的部分。21而查尔斯·达尔文自己保有的《生物学》和《植物园》书上留有大量标记和注释。

据此看来,伊拉斯谟斯经由他的孙子为后世投下一道巨大的阴影:无神论得以为世人所接受;西方人从对造物主上帝的信仰转变为对人文享乐主义的推崇;人们进而也放弃了对“审判全地的主”(‘Judge of all the earth’《创世记》18:25)的应尽之责。

以史为鉴,我们究竟应该遗留什么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教导他们纯正的圣经世界观,这是根基,不仅针对我们被救赎的需要,更是针对实现救赎的渠道——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悔改和信靠耶稣,这将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使其不至迷失在人造的反神论——这一21世纪“最大的谎言”之中。

 

 

 


[1]  本文大部分以‘King­Hele, D., Erasmus Darwi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63.’为依据。转至该文。

[2] Barlow, N.,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Collins, London, p. 161, 1958, 摘自 Charles’s letter to Henry Fawcett (1861).转至该文。

[3] Colliers Encyclopedia 7:724, 1994.转至该文。

[4] 注释1, p. 34.转至该文。

[5] A Plan for the Conduct of Female Education in Boarding Schools, 1797.转至该文。

[6] 注释1, p. 73, 摘自 The Temple of Nature (I:295–302).转至该文。

[7] 这是伊拉斯谟斯对胚胎重演的解释,而这一概念被海克尔 (Haeckel)错误地推演为“生物发生律”,如今已被证伪。 参见Grigg, R., Ernst Haeckel:  Evangelist for evolution and apostle of deceit, Creation 18(2):33–36, 1996.转至该文。

[8] King­Hele, D., The furtive evolutionist, New Scientist 2390:48–49, 12 April 2003.转至该文.

[9] rochester.edu, 查阅于2003年8月。转至该文。

[10] 注释1, p. 73.转至该文。

[11] 注释1, p. 71.括号中的数字代表位于《生物学》中的卷数和页码。Ref. 1, p. 46.转至该文.

[12] 注释1, p. 90, 摘自The Temple of Nature (I:427-28).转至该文。

[13] 注释1, pp. 55, 171.转至该文。

[14] Nichols, A., Erasmus Darwin (1731–1802), dickinson.edu, 查阅于2003年9月。转至该文.

[15] 注释1, p. 137.转至该文。

[16] Brentnall, J. and Grigg, R., Darwin’s slippery slide into unbelief, Creation 18(1):34–37, 1995, 文中引自 Himmelfarb, G., Darwin and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 p. 10, 1959.转至该文。

[17] 达尔文最终于晚年释怀,并为伊拉斯谟斯作传:《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一生》(The Life of Erasmus Darwin1880);他奉其女儿汉丽埃塔(Henrietta)出版此书,而她却删掉书中她认为在当时(维多利亚时代)过于色情的部分,占全书的16%。转至该文。

[18] Charles Darwin’s Autobiography(edited by Sir Francis Darwin), Henry Schuman, New York, p. 21, 1950.转至该文。

[19] Desmond, A. and Moore, J., Darwin, Penguin Books, London, p. 229, 1992.转至该文.

[20] 注释1, p. 70.转至该文。

[21] 注释1, pp. 88, 94.转至该文。

 (本文同样可用 波兰语查看)

原文见:国际创造论事工https://creation.com/darwinism-it-was-all-in-the-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