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妥协》-- 第九章 人类的历史

23 6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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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萨尔法提

如果我们直接从字面意义上解读圣经,而且使用可靠的马索拉文本,根据《创世记》里的家谱可以算出,亚当受造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是在创世的第六天。耶稣也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可10:6),既然是“从起初”,就不是几十亿年以后。但是罗斯却接受进化论者的说法,认为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而亚当距今“只有”数万年。因为罗斯也接受进化论者关于原始人的“年代测定”,他认为那些原始人都与人类没有关系,尽管他们会埋葬死者、制造工具和乐器、绘制图形,等等。罗斯年代论的一个误导性暗示就是,澳大利亚土著可能不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按照他的神学澳大利亚土著就不是人。罗斯对人类变异的错误理解还让他得出另一个错误结论:上帝在巴别城使用超自然的手段引入了种族差异。

圣经历史大纲

  • 天地和其中的万物都是在正常的、连续的六日中创造的,这六日跟我们的作息周中的日一样(出20:8-11)——见第二章。
  • 亚当犯罪,导致我们肉体会死亡(罗5:12-19;林前15:21-22)——见第六章。
  • 由于人类是受造界的代表性领袖,所以整个受造界也因人的堕落而受到诅咒(罗8:20-22),死亡进入动物界,终结了最初人和动物都吃素的时代(创1:29-30)——见第六章。
  • 上帝用覆盖了全球的洪水审判世界(耶稣和彼得都将之与未来的审判比较——路17:26-27;彼后3:3-7)。除了登上“远洋客轮”(方舟)的之外,一切陆生脊椎动物和人类都被洪水毁灭了——见第八章。
  • 洪水之后,人类拒绝分散,不肯重新遍满地面,于是上帝在巴别城再次审判人类,打乱了他们的语言。见下文“巴别之别和‘法勒时代’(创10:25)”。

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实上,圣经为这些事件都提供了精确的时间表。以下我们将看到,圣经中的族谱和基督的论断都有力地提示,人类的存在和地球的历史几乎一样长。

圣经中的族谱

应该采用哪个文本?

旧约圣经有三个主要文本:

  • 马索拉文本(MT),是现代希伯来文圣经的范本,也是大多数英文旧约的依据。“马索拉”原指马索拉人(意思是“传递者”),是一群抄写圣经的专业人士,他们将文本规范化,并添注元音,以便于经文的诵读,因为之前的文本只有辅音。直到公元后七世纪到八世纪, 马索拉人才把加注的元音规范化。1
  • 七十士译本(LXX)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相传这是公元前250年左右在亚历山大城由72位拉比翻译的(犹太人12个支派中各出6人),故称七十士译本。 事实上,它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就开始着笔的,历时数十年。因为译者众多,准确性也各不相同,尽管他们大多对摩西五经很熟悉。在新约时代,LXX被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广泛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新约里经常引用LXX(但也不尽然),否则的话,当《使徒行传》17:11提到的那些贤达的庇哩亚人将使徒的教导与旧约对照的时候,会说:“我们的圣经里不是这样的。”2 然而请注意不要夸大LXX对新约的影响。耶稣在同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中明确引用旧约的经文有64处(暗指的当然更多)。其中:

    • 一半(32次)以上与LXX和MT都符合(因为在这些地方LXX对MT翻译得好)。
    • 五分之一与LXX和MT都有出入。
    • 五分之一符合MT,但不符合LXX。
    • 其余的与LXX相符,与MT不符(但是有几句经文提示LXX也有不同的版本!如可13:25和可9:48)。3
  • 撒玛利亚五经(SP)是个希伯来文版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世纪。当亚述人将以色列北国的许多居民驱逐以后,他们在撒玛利亚周围引进了殖民者。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些殖民者和犹太人的混血后裔。他们在基利心山周围建立了自己的敬拜体系(约4:20-21),其经文基础只有摩西的律法,即摩西五经,但与主流犹太人所使用的摩西五经又稍有不同。SP与马索拉文本大约有6000处差异,其中有2000处符合LXX,但不符合MT。

从下页表中可见,这三个文本中所记载的以色列先祖们在下一代出生时的年龄和死亡年龄有些出入,但都认同从创世至今只有数千年,而非亿万年。然而要研究圣经年代学,则应该依靠马索拉文本,因为另外两个文本都有修改的迹象。4例如,七十士译本中的年龄有明显的夸大,玛土撒拉活到了大洪水后17年, 这显然是错误的。

创造的日期

我们可以把创世的那一年定为世界历(Anno Mundi)元年,那么亚当死于世界历930年,挪亚生于世界历1056年。挪亚600岁时大洪水爆发,所以洪水发生于世界历1656年。他拉130岁时生亚伯拉罕, 是为洪水后352年,即世界历2008年。这样就限定了创世的可能日期。唯一的不确定性在于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这取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年代和以色列王国的年代。只要知道了亚伯拉罕的年代,其他的日期就好算了。

已过世的葛哈德∙哈塞尔(Gerhard Hasel)博士曾经在安德鲁大学做教授,讲授旧约和圣经神学,他根据马索拉文本算出亚伯拉罕生于公元前2170年前后。这样洪水就发生在公元前2522年,创世是在公元前4178年。5哈塞尔博士假定家谱中没有缺漏,这是正确的,见下文分析。

家谱中有缺漏吗?

1984年,牛津大学的钦定希伯来文教授詹姆斯∙巴尔写道:“就我所知,任何一所世界级水平的大学里的希伯来文或旧约教授,也许无人不相信《创世记》第一章至第十一章的作者是希望带给读者以下的信息……把《创世记》里家谱中的数字简单地相加,就可以推算出从世界的开始

表9.1 不同文本中先祖的谱系年代表
人物下一代出生时的年龄下一代出生后在世的年岁
 LXX马索拉文本撒玛利亚五经LXX马索拉文本撒玛利亚五经
亚当230130130700800800
塞特205105105707807807
以挪士1909090715815815
该南1707070740840840
玛勒列1656565730830830
雅列16216262800800785
以诺1656565200300300
玛土撒拉16718767802782653
拉麦18818253565595600
挪亚500500500450450450
100100100500500500
亚法撒13535135430403303
[该南][130][330]
沙拉13030130330403303
希伯13434134370430270
法勒13030130209209109
拉吴13232132207207107
西鹿13030130200200100
拿鹤79297912911969
他拉670707013513575
洪水时挪亚的年龄600600600   
从亚当到洪水224216561307
从洪水到亚伯拉罕10702901040

到后期圣经历史的纪年表。”7

巴尔持新正统/自由派观点,所以不相信《创世记》,但他明白希伯来文清晰的教导。后来的保守派释经家形成了不同的想法,纯粹是由于他们觉得有必要与对地球年龄的认识保持一致,这些想法与经文本身毫无关系。

古老地球论者戴维斯∙杨(Davis Young)指出:“教会早期的前辈也根据《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中的家谱记载,以及圣经中其他地方的年代资料,认为基督在世的时候地球的年龄不超过六千年。”8

犹太史学家弗拉维∙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 公元37年或38年至公元100年左右)在他的《犹太人古代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也给出了一个纪年表,其中也没有显示缺漏的迹象。这说明约瑟夫时代的犹太人从来不认为有缺漏。从约瑟夫所记载的人名和年龄可以看出,他的资料主要是LXX。9

“这灾难(大洪水)发生于挪亚600岁那一年, ……据摩西记载是在当月(二月)二十七日(十七日)开始的。从第一个人亚当算起,这是第2656(1656)年。这日子写在我们的圣典里,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所作的记录,当事人的生卒年期都很准确。

亚当生塞特的时候确实是230岁,他活到930年。塞特205岁生以挪士,活到912岁。以挪士190岁时生该南,他活到905岁。该南活到910岁,在170岁时生玛勒列。玛勒列活到895岁而死,撇下雅列,是在他165岁时生的。 雅列活了962年,他在162岁时生以诺。以诺活了365岁以后走了,去了神那里,所以先祖们没有写到他的死。以诺165岁时生玛土撒拉,玛土撒拉187岁时生拉麦,玛土撒拉活到969岁。拉麦182岁生挪亚,777岁时派挪亚管理人事,活到950岁。这些岁数加起来就是前边给出的总数。人们不必考查这些人的死,因为他们与子孙同活,人们只需要考虑他们的生……10

现在我讲希伯来人。法勒的父亲是希伯,法勒的儿子是拉吴,拉吴的儿子是西鹿,西鹿生拿鹤,拿鹤的儿子是他拉,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所以亚伯拉罕是挪亚的十世孙,生于洪水后290年,因为他拉生亚伯兰时70岁,11拿鹤生哈兰(他拉?)时120岁,西鹿生拿鹤时132岁,拉吴生西鹿时130岁,法勒生拉吴时也是130岁,希伯生法勒时134岁,沙拉生希伯时130岁,亚法撒生儿子沙拉时135岁,亚法撒是闪的儿子,是洪水后12年生的。”12

再者,以上引文出自“第一卷,跨3833年:从创造到以撒之死”。这再一次排除了缺漏或漫长的创造日。

为表明对巴尔和约瑟夫的引述不仅是诉诸权威,以下从释经学的角度讨论圣经纪年表之严密性的依据。

文法

罗斯指出圣经中某些家谱是有缺漏的,所以他声称《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也远非完整(罗斯著作《创世记的问题》,The Genesis Question, 简称GQ,第108-109页)。他还称(GQ:109):“这些文字翻译成英语,变成了:‘当X活到Y岁时,他成为Z的父亲’;但别人读同一段文字的希伯来语原文时可能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当X活到Y岁时,他成为一个家族的父亲,该家族包括Z,或最终诞生了Z’”。

然而他所列举的家谱中缺漏的例子(对比《马太福音》1:8-9和《历代记上》3:10-12节),没有一个提到下一代诞生时父亲的年龄,所以这些例子与《创世记》里的家谱问题无关。再者,马太的家谱显然不是为了完整,而是明确地讲要列出三个十四代人名(太1:17),其原因也许是大卫名字的希伯来字母加起来等于14。《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没有这样的考量,所以《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名单有时也称为纪年家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两个名单同时包含时间信息和人物信息。哈塞尔解释了这一差别:

“就马太的家谱而言,其模式化是不难看出的,与旧约里的家谱资料一对比就可以验证。能否证明《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也是这种情况呢?这两章里有没有十加十的模式呢?简单地数一下这两章里的先祖人数就看出,这里并没有十代一组的系列。第五章里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世,挪亚生三子,但是在第十一章里,从闪到他拉只有九世,他拉‘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创11:26)。如果第十一章里亚伯拉罕算为第十代先祖,那么在第五章里闪也必须照样算作第十一代,因为两段家谱里的最后一位先祖都有三个儿子列出。将《创世记》5:32和11:26的经文做比较,没有理由在一个地方把三个儿子中的一位算进来,而在另一处不算,因为模式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在第五章里数出十代先祖,那么在第十一章里用同样的数法就是九代;如果在第五章数出十一代,在第十一章里就要数出十代。10比9或11比10很难说成是有意的安排或对称。总之,希伯来文本里并没有所谓的‘洪水前后各有十代的对称性’。所以用《马太福音》1:1-17里三组十四代做类比是牛头不对马嘴。”13

罗斯还指出希伯来文里的“父亲”也可指祖父或祖先,而“儿子”也可指孙子或后代(GQ:109)。但这里罗斯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既毫无根据的外延扩展。14某些词在某些语境中可以有某种含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词在任何语境中都可以有这些含义。《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讲到X“生儿养女”,在这个具体的语境里,意味着Z是X的一个儿子。

即使我们退一步,认可Z是X的“后裔”,但Z前边总是带有宾格助词תאֶ,助词不能翻译,但标明Z是动词“生”的直接宾语。这意味着X在Y岁时确实生了Z,不管Z是儿子还是儿子以下的晚辈。希伯来文法更进一步支持这一点——这里的希伯来动词“生”是hiphil语态的连续未完成式,hiphil词根表示主语参与某行为并导致了某一事件,比如塞特“生”以挪士。哈塞尔指出:

“一个短语在旧约里重复了15次, 就是‘某人生某人’——全部是在《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里。另外还有两处提到了三个儿子的名字(创5:32和11:26)。该短语中的动词还以同样的形式在另一个短语(“并且生儿养女”)中使用了16次(创5:4, 7, 10等;11:11, 13, 17等)。从《创世记》其他经文中这一动词Hiphil语态的用法,可以看出 “生”的是具体的直接后裔(创5:3和6:10)。旧约其他经卷中“生”的Hiphil语态也都明显地指具体的直接后裔,并无例外(士11:1;代上8:9; 14:3; 代下11:21; 13:21; 24:3)。同样的用法在《历代志上》的家谱中重复出现了两次,“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样的表述(代上1:34;参照5:37 [6:11])排除了所提到的儿子不是直接后裔而是远期后代的说法。所以,《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中“某人生某人”的短语,其意思不会是 “亚当生塞特之祖先”。认为这两章中塞特或任何提到名的儿子其实是远期后代的说法,在希伯来语言用法的证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15

哪里可以塞进“缺漏”?

塞特:塞特肯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他父母认为他取代了被该隐杀死的亚伯(创4:25)。

以挪士:一定是塞特的儿子,因为塞特给他取的名(创4:26)。

以诺:《犹大书》14节讲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表明从亚当到以诺都是直接的父子关系。

挪亚:拉麦给他取的名,所以拉麦一定是他的 父亲,而不仅仅是一个祖先(创5:29)。

闪、含、雅弗:一定是挪亚的儿子,因为他们同在方舟里。

亚法撒:显然是闪的儿子,因为他是洪水后二年生的(创11:10)。

亚伯兰、哈兰和拿鹤:是他拉的儿子,因为他们都一同出自迦勒底的吾珥(创11:31)。

玛土撒拉:以诺是洪水前的一位先知(犹:14),给他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意思是“他死的时候就会发出”。根据马索拉文本的编年表,如果没有缺漏,他死的那一年洪水就来了。

有释经家称玛土撒拉的意思是“梭镖之人”,但基督徒希伯来文学者阿诺德∙弗鲁克顿鲍穆博士(Arnold Fruchtenbaum)指出 :

“玛土撒拉可以表示两种意思,可以是‘梭镖之人’,也可以是‘他死的时候就会发出’。争议不在于该词语的后半部分,‘撒拉’就是发出的意思,这是‘撒拉’的本义,当语境中有‘强力高速’的时候,它还可以表示投掷。 据此,有人认为‘撒拉’可以指箭、梭镖或长矛。然而那是衍生意思,‘撒拉’的原义就是‘发出’,任何字典都会指出这一点。

如何翻译‘撒拉’最终取决于如何理解该名字的前半部分,即拼成‘玛土’的两个字母。从词根上,其意思确实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解经家把玛土撒拉翻译成‘梭镖之人’或‘飞箭之人’。然而我在任何字典里都找不到用‘梭镖’或‘箭’来解释‘撒拉’的意思的,这显然是从‘发出’衍变成了‘投掷’,又衍变成‘制造某物品’。如果要严格照字面意思将‘玛土’理解为‘人’,那么‘玛土撒拉’就不是‘梭镖之人’或‘飞箭之人’,而是‘发出之人’。

对‘玛土’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认为它的词根来自‘死’。再者,‘玛土’和‘撒拉’之间的字母vav给它一层动词色彩。所以我主张用‘死’的词根,并严格按字面理解,‘玛土撒拉’就成了‘他死了就发出’ 了。

我主张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他死的时候就会发出’,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因为这样翻译更符合希伯来文对这个名字的解释思路,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翻译更符合大背景。如果我们遵循《创世记》的纪年表,他死的那一年就是大洪水之年。我认为这并非纯粹的巧合。”16

需要缺失许多世代

值得指出的是,罗斯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缺失的几个人名。人们通常把大洪水往前推,由于《创世记》第十一章里的家谱把洪水和亚伯拉罕连起来,这里的家谱就必须“扩展”。罗斯把洪水的年代定在“两到三万年前”(GQ:177)。然而,由于《创世记》第十一章里的人们是在35岁以前生的儿子,即使只加一万年也需要250代以上!人们不能不问,一个家谱何以缺失这么多世代而不留痕迹?再者,写进家谱的名字中,有许多并没有提到任何事迹或言论,作者为何跳过了那么多世代而专门提到他们呢?

该南是个缺漏吗?

罗斯还指出《路加福音》第三章第36节多出一个该南来,《创世记》第十一章第12节中没有提到这个人(GQ:109)。他据此声称,既然这里证明有一个缺漏,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无限增加缺漏。

《路加福音》的大多数希腊文版本和《创世记》第十一章的七十士译本都有该南的名字。17然而根据这两处经文的文字背景来看,原稿中可能没有这个名字。

  • 只有在《路加福音》写成多年之后的七十士译本的抄本中,《创世记》第十一章才多出一个该南。最早的七十士译本的抄本并没有这个该南。18
  • 现存最早的《路加福音》抄本没有这个该南。该抄本见于博德默收藏库,标号P75,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共102页(原稿104页), 年代定于公元175年到225年。19
  • 约瑟夫采用七十士译本为依据,但他没有提到第二个该南(见上文“家谱中有缺漏吗?”)。
  • 朱利叶斯∙阿弗里坎那斯(约公元180-250年)是“已知第一个提出完整纪年表的基督徒历史学家”。他于公元220年提出的纪年表也采用了七十士译本,也没有提到这个神秘的该南。20

以上证据显示圣经原稿中并没有这个额外的该南,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猜测抄本中的差错是如何形成的。

注意希腊文新约的原稿中并没有标点,词与词之间也没有空格。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第35-38节最初应该是如下的样式。也许文稿中TOUKAINA(该南的儿子)是在第三行的末尾:

TOYΣAPOYXTOYPAΓAYTOYΦAΛEΓTOYEBEPTOYΣAΛA

TOYAPΦAΞAΔTOYΣHMTOYNΩETOYΛAMEX

TOYMAΘOYΣAΛATOYENΩXTOYIAPEΔTOYMAΛEΛEHΛTOYKAINAN

TOYENΩΣTOYΣHΘTOYAΔAMTOYΘEOY

假设早期有一位抄写《路加福音》人正在抄写第一行,但是他的目光落在了第三行末尾的TOUKAINAN,于是就把它也写在了第一行:

TOYΣAPOYXTOYPAΓAYTOYΦAΛEΓTOYEBEPTOYΣAΛATOYKAINAN

TOYAPΦAΞAΔTOYΣHMTOYNΩETOYΛAMEX

TOYMAΘOYΣAΛATOYENΩXTOYIAPEΔTOYMAΛEΛEHΛTOYKAINAN

TOYENΩΣTOYΣHΘTOYAΔAMTOYΘEOY

翻译成中文(保留原文的断行格式,再加上希腊语原文里没有的“儿子”)就成了:

西鹿的儿子,拉吴的儿子,法勒的儿子,希伯的儿子,沙拉的儿子,该南的儿子,

亚法撒的儿子,闪的儿子,挪亚的儿子,拉麦的儿子,

玛土撒拉的儿子,以诺的儿子,雅列的儿子,玛勒列的儿子,该南的儿子,

以挪士的儿子,塞特的儿子,亚当的儿子,神的儿子。

既然是一位抄写《路加福音》的人带来的错误,怎么七十士译本里也有呢?如上所述,早期的七十士译本里没有,所以一定是某个抄写者后来加上去的,以求与《路加福音》一致。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该南”在生儿子和死亡时的年龄与沙拉一样,这个容易理解,抄写的人看到了《路加福音》中多出一个名字,但那里没有年龄,所以只好把下一位先祖的年龄套用一次。

该南的分歧丝毫不影响圣经无误的教义。如上所述,错误并不在于原稿,而属于现存抄本中极少数的抄写错误。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罗斯说他也赞同)第十条是这样写的:

“我们坚信,严格说来,默示仅是针对圣经的原本说的;而在神天命中,根据现今可得的抄本,能高度准确地辨识原本〔的经文〕。我们并坚信,圣经的抄本与译文若忠实地表达了原本,就是神的话了。

我们否认基督教信仰任何主要内容,会因原本的不在而受到影响。我们更否认因原本的不在,使得圣经无误的宣称成为无效或无关紧要。”

世俗历史学

罗斯称,教导按字面理解《创世记》的宣教士之所以不为人接受,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华民族的起源早于公元前4004年……今天澳大利亚的土著……也有同样的反应,他们的历史追溯到25000年前……这都是确凿的年期。”(GQ:108)

然而《大英百科全书》如此描述中国:“有明确历史资料的第一个朝代是商,或称殷(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21不仅如此,对最早的中国文字——甲骨文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字是基于《创世记》所记载的事件的。22

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是口耳相传的,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年期”并非基于历史记载,而是基于“测年法”。然而有些“测年”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土著的历史比罗斯所认定的亚当的年代还古老。如果这样的年期被广泛地接受,他自己的护教学又会怎样?

耶稣和宇宙年龄

从所谓的大爆炸至今的“世俗年代表”,是罗斯年代学的基础。然而该年代表将人放在创造的末尾,好像人的创造是造物主后来临时做的决定。芝加哥大学进化论古生物学家尼尔∙叔宾(Neil Shubin)在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的进化论系列片第二集中打了一个比方。他和罗斯一样,称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为了说明人类是如何地微不足道,他把地球史压缩成一小时。然后他称,动物直到最后十分钟才存在,而人类出现于最后的百分之一秒。罗斯自己也用了一个类似的比喻(见《上帝的指纹》,The Fingerprint of God, 第178页,以下简称FoG):“如果把宇宙被造以后的时间压缩成一年,全部人类历史还不到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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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亿万年史观与基督的教导不相容,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主耶稣基督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是道成肉身(约1:1-14),他在圣经中明确地说这种史观是不对的。因为人类在创世之初就存在,所以这世界不可能有亿万年之久。比如耶稣在解释婚姻的基础是上帝的创造时,他引用了《创世记》第一章27节和第二章25节(太19:3-6;可10:6-9)。在《马可福音》第十章6节,他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如果耶稣不肯定《创世记》本来应该按字面理解,这句话就没有意义。如果地球在他之前4000年被造,而亚当和夏娃是在第六天被造的,那么第六天在4000年的标尺上跟“起初”就没有什么区别(6天是4000年的0.0004%)。相反,进化论者通常认为我们是几百万年前从树上悠荡下来的,人类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就被移到了另一端。而罗斯认为亚当和夏娃是一万到六万年前才创造的,这就更跟耶稣的观点背道而驰了。23

有人一厢情愿地声称,耶稣的意思只是“当初‘他们’被造的时候”,但这种理解说不过去——他们自己被造的时候当然就是一男一女,否则他们能是什么?是两性人? 不,上下文明确显示,耶稣指的是上帝在创造之初的计划。希腊文ἀπὸ δὲ ἀρχῆς κτίσεως,就应该译成“从起初创造的时候”。这个词组在别处经文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是指整个受造界: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可13:19)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后3:4)

这两处经文中都有希腊文词组ἀπ’ ἀρχῆς κτίσεως,与《马可福音》10:6中是完全相同的。有没有连词δὲ(但)无所谓,另外ἀπὸ在元音前略为ἀπ’,只是写法不同。另外,这两处经文也都支持人类从创世之初就存在的教导。

还有其他的经文表明耶稣和使徒们都承认人类从起初就存在。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50-51节,耶稣说:“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血为止……”就是说,屠杀先知的事情几乎从世界的开始就有。因为代替亚伯的塞特是在亚当130岁时生的(创4:25, 5:3),所以亚伯死的时间在世界历史的标尺上距离起始点还不到3%。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0节指出,人们可以透过“所造之物”清楚地看到神的大能,而且“自从造天地以来”就是如此,这再一次排除了人类在创世后数十亿年才被造的说法。

堕落的时间

亚当夏娃的堕落是在什么时候?从圣经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测,不会是在创造的那一周,因为上帝称一切“甚好”(创1:31)。也没有迹象表明是在第七天,因为上帝祝福这一天,这一天并没有罪和诅咒的意思。所以堕落一定发生于创造周之后。

然而从亚当和夏娃儿女的历史来看,堕落不会在创造之后很久。他们受命“遍满地面”;在未曾堕落前他们肯定遵从了,而且因为他们的肉体是完美的,一定能马上受孕,至少在第一个月经周期之内就能怀孕。但是他们孕育的第一个孩子(该隐)无疑是个罪人。

所以堕落一定发生于创造周之后不久,也许不过三四个礼拜。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撒旦堕落的时间范围,撒旦的堕落一定发生于被神祝福的第七天和人类的堕落之间。

人类的长寿

罗斯接受圣经记载的长寿命,反对重新定义“岁”(可惜他对“日”并不这么认真)。然而他在GQ第十五章中把《创世记》第六章第3节的120年解释成个人的寿命缩短到120岁。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与其他经文抵触,圣经记载洪水后多年还有许多人活到几百岁。最好的理解是全人类的时间还剩下120年,然后洪水将毁灭人类,只在方舟上保留数人。

罗斯是这样解释人类寿命缩短的:贝拉超新星(Vela supernova)爆炸形成了大量的放射线,增加了人类罹患癌症的风险,上帝为了“保护”我们,便以超自然的方式加快了细胞凋亡(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速度。他说这次超新星爆炸是自人类出现以来离地球最近的一次,距离我们1300光年,发生于“18000 ± 9000或31000 ± 6000年前”(GQ:121-123)。这种说法莫名其妙,为防止人们在500岁或900岁的时候患癌症,就让他们衰老,在120岁之前就死亡!下一步会怎样?为了防止人们在80岁的时候患老年痴呆症,就让他们在60岁的时候死于心脏病发作?

而且,贝拉假说之所以没有道理,还有另一个原因。大约700年前发生了RXJ0852.0-4622超新星爆炸,距地球600光年。这比贝拉近多了,可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公元1300年前后人类又出现了一次急剧的、永久的寿命缩短。

关于人类长寿的一个可能的科学解释

人类寿命的缩短有一个可能的科学机制,就是“长寿基因”通过基因漂变而流失,这是由于洪水造成人口急剧减少,而且在巴别之后出现基因库的分离,然而罗斯忽略了创造论文献和基因研究的发现。24(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大量死亡,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繁殖,群体数量减少50%以上,这称为瓶颈,因为这种变化曲线类似于从宽到窄的瓶颈形状。大家公认瓶颈能加强基因漂变和自然选择的效果)。另外挪亚生子的时候年龄大了,这可以解释闪的相对短寿。

对长寿的一个解释与端粒有关,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重复性DNA序列,其作用是保护基因信息。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都会缩短。如果端粒消失了,信息就会被腐蚀,细胞就会死亡。端粒酶能够将端粒延长——2009年颁发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就是因为1980年发现了“染色体受端粒和端粒酶保护的机制。”将端粒酶基因导入培养中的人体细胞,便可以使细胞获得无限分裂的能力。25生殖细胞中有活跃的端粒酶,所以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尚且是相当“新鲜”的。克隆羊“多丽(Dolly)”遗传的是“老化”的端粒,这可能是她早衰的原因。

不幸的是,端粒酶也常常活跃于癌细胞中,造成它们分裂失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亨利艾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当年她31岁,家住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是个非洲裔美国人,是五个孩子的妈妈,患了恶性子宫颈瘤,人们从她的身上分离出肿瘤细胞。1951年,在发现癌症仅仅八个月后,亨利艾塔不幸病故。然而她死后50多年以来,她的癌细胞在一直不断地分裂,所以HeLa细胞系(在她的名和姓中各取两个字母作为细胞系的名称)实际上是永生的。几十年来HeLa细胞系为医学实验室所使用,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其他医学进展中功不可没。

在第二版中(GQ:124-125),罗斯放弃了细胞凋亡的解释,他在网站上承认自己也许夸大了这一现象。26然后他紧紧地抓住端粒,这一次他声称上帝降低了端粒酶的活性,其目的仍然是“保护”我们,用缩短寿限的办法来防止癌症!

早老症

还有反面的证据支持人类长寿是受遗传因素影响。早老症(Progeria,其词根源于希腊文的“老”字,Υερας,与老年病学gerontology的词根一样)),学名哈钦森 - 吉尔福德早老综合症(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 syndrome, HGPS),平均每8万儿童中有一例患者。患者的老化速度比正常快5-10倍,表现典型的衰老症状如脱发、白内障及骨质疏松,13岁左右死亡,通常死于心脏病或中风。美国国立人体基因组研究院发现,早老症是由于一个突变,改变了甲型核纤层蛋白基因25000个碱基对中的一个。27如果一个胞嘧啶变成胸腺嘧啶就能让患者的寿限缩短至十分之一,也许大洪水后一个类似的突变也导致了人类的寿命以类似的比例缩短。

种族的起源

巴别之别和“法勒时代”(创10:25

圣经记载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在巴别城语言的混乱(创11),这发生于法勒的时代(创10:25)。在赖尔(Charles Lyell)和达尔文之前的解经家(包括约瑟夫28、加尔文29、凯尔和德里采30)以及后来的解经家(如路普尔德31)都几乎一致同意这段经文指的是巴别塔的语言分隔和此后的领土分隔。有的创造论者提出这句经文指的是洪水后的所谓大陆分离,但是大陆分离的灾难性不会亚于洪水本身!

我们永远应该以经解经,而圣经中没有依据提示这句话指的是大陆分离。从《创世记》10:25提到法勒时代到《创世记》11:1(“那时,全地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只有八节经文(注意圣经章节的划分不是神的启示),而且由于他们的不顺从,“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全地的言语”(创11:9)。这无疑证明被分裂的“地”就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地,就是说,从上下文看,“地”指的是地上的人民,而非地球。

从表9.1,我们可以算出法勒出生于洪水后101年。由于人类的长寿和圣经中所记载的子孙数量,届时可能有3000人了。如果希伯给法勒取的名字是预言(就像玛土撒拉的名字一样),巴别事件有可能是在法勒时代的后期发生的,那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让人口增长。32

巴别的结果

最明显的结果是产生了主要的语系,并从中演变出了各种现代语言。然而按照新创造出的语言群体而对人类进行分割,这也导致了其他的效应。

巴别产生了许多相互隔离的小群体,每个群体只携带人类全部基因库的一小部分。这有助于将一些性状固定,从而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不同族群(“种族”)。自然选择和性别选择在此基础上发挥作用,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精细调整。

罗斯相信巴别之分离在“种族”的起源上至关重要,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这是他的一个严重失误)。他说(GQ:181-182):

“人类族群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迷。圣经、圣经以外的文献和现代科学研究都没有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从圣经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事实,既种族多样性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存在。……

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人类在从挪亚时代到摩西时代的短时期中,何以形成了如此显著的肤色差别以及一些比较细微的其他差别?通常的回答是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但这似乎还不够。……

根据对阳光的敏感性而进行选择的收效甚微。……我们看到深色皮肤的爱斯基摩人住在北极,而浅色皮肤的希腊人住在地中海的岛上,这证明自然选择虽然对某种肤色有利,对另一种肤色不利,但其效果显然不大。

这些观察提示,自然选择不能解释种族多样性是如何在数万年间形成的。冒着‘神在知识空白里’的嫌疑,我在这里提出另一种解释。

既然《创世记》第十一章如此明白地描述了上帝亲自介入 人类,以瓦解团结起来的破坏力量,并激励人们分散到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陆地,当时上帝可能不仅仅分化了他们的语言。他或许还引入了某些外在变化——那些我们称之为种族特色的性征——以促使人们分离。

……上帝介入的方式或许是……奇迹般地引入一些新事物,在这里可能是新的遗传物质,以产生种族特性。”

然而,简单的遗传学可以很容易地解释种族特征的起源。在人类,新“品种”可以快速形成。大家知道,两个黑白混血儿(含有多种“种族”性征)结婚能生出各种肤色的子女。当然种族特征不可能通过进化的途径快速形成,因为那要靠许多随机突变形成新基因,还要在人群中经过许多世代而缓慢地取代旧基因才能固定下来。33

这就是为什么爱基斯摩人和南美洲赤道附近的土著都有中间性的褐色皮肤,而不是很白或很黑——他们根本没有相关的遗传信息。今天这些“族群”都是高度特殊化的,没有黑白混血儿(类似于亚当夏娃)那么多样的基因,所以形成的后代变化有限。

但是罗斯提议上帝在巴别直接参与,在不同群体中引入了“种族”特征。圣经中没有丝毫这样的提示。罗斯承认这是“神在知识空白里”的解释。如果他理解了基本的创造论文献,这种说法便没有必要了。

然而最让人忧心的是,罗斯声称不同的“种族”特征是上帝设计的,目的是帮助人类的分散。罗斯明白地表示(我也同意)他无意赞成任何形式的种族优越感,他说“这并不提示不同民族在商业或婚姻上的合作和混合有什么不对。”

可是他的见解事实上令人想起十九世纪的种族主义。当时有些人拒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尤其在智力上和灵性上。那些种族主义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种都来自亚当和夏娃,而只有他们自己种族的成员才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他们认为,向没有灵魂的深色人种派遣传教士是徒然的。

罗斯的说法,即认为上帝直接介入了亚当的生物遗传谱系(为的是使某些族群与其他族群有所区别)的说法,确实带着这些不正确思想的味道。实际上这暗示种族歧视是上帝的设计,为的是“促使人们分离”。

最后,他提出的“新的遗传物质”似乎强化了一种偏见,即认为在族群之间真有显著的基因差异,而且是本质的差异。然而几乎所有的现代遗传学家都承认(基于生物学事实,而非“政治正确”)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是如此地微小, “人种”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

罗斯的年代表里土著不算人类吗?

亚当和夏娃的年代范围

1997年,罗斯在他的网站上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双足灵长类动物都灭绝了。后来,大约在10000到25000年前,上帝以亚当和夏娃取代了他们。现存于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从亚当和夏娃而来。”34

范围的界限

罗斯就这样提供了一个范围。在时代学研究中,有两个术语描述一个时间范围的绝对上限和绝对下限。“起点”(拉丁文Terminus a quo)指最早的日期,“终点”(拉丁文terminus ad quem)指最晚的日期。这两个点是范围的界限。

土著的“年代”

罗斯认为土著是人,所以必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这一点和创造事工国际(CMI)一致。上一章提到,罗斯同意,即使他的局部洪水也消灭了全人类,只有挪亚一家存活,所以土著也必定是挪亚的后裔。

所以,任何“确定”的土著日期的起点都必然是大洪水的终点(最晚)日期。换句话说,任何关于大洪水发生的日期都必然早于土著的日期,而亚当和夏娃受造的日期当然早于大洪水。

罗斯不加批判地接受放射性测年法,但这为他的人类学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表面上可靠的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定法将澳大利亚土著的历史追溯到41000年前。35不太可靠的热释光法把土著民族的历史定在60000年左右。36 由于罗斯相信这些日期,尤其是AMS测年法,他怎能把土著的历史置于亚当和夏娃的整个年代范围之前?罗斯的“信仰的理由”组织和我们的“创造事工国际”都认为只有亚当的后代才算人,可是为土著“鉴定”的41000年的历史把他们置于罗斯所认可的亚当年代之前。所以到了2002年,罗斯把上述引文的中间一句改成了“后来,大约在10000到60000年前,上帝以亚当和夏娃取代了他们。”37当然没有什么新的希伯来文研究支持他的改变,这一改变纯粹是出于所谓的“科学”,再一次显示科学压倒一切。

然而罗斯没有意识到这并不解决问题。他为亚当的创造提供了一个范围,从10000年前到60000年前。注意该范围意味着亚当的年代可以在10000到60000年前的任何日期,然而这还不排除原住民不是人的可能性。如果罗斯相信土著的历史有60000年之久,这个数字应该是亚当年代范围的终点(最晚)日期,所以亚当受造的日期应该早于60000年前,然而他错误地将土著的日期当作亚当受造的起点(最早)日期,与逻辑背道而行。

还有更糟糕的,因为罗斯把他的毁灭人类的局部洪水定在“两万到三万年前”(GQ:177),但罗斯还提到“澳大利亚土著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5000年”(GQ:108)。再一次,“信仰的理由”和“创造事工国际”都同意,现存所有人类族群都是挪亚的后裔,所以必然晚于大洪水。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土著可能不是人。这与任何测年法的可靠性无关——根据他自己估计的日期,他自己的书里就有这些矛盾。

猿人”

创造论对穴居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理解

我们注意到巴别之分散的重要性,该事件造成了人类基因库的分离,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同时有些族群与文明世界隔绝。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典型的小家族突然与世隔绝,比如说,到了一个荒岛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许多家族不会熔炼金属,也不会盖房,只好使用所能找到的最坚硬的材料(石头)做工具,住在自然存在的结构(山洞)里。不同的家族也将表现出不同水平的艺术能力。

所以,根据圣经的时间表,创造论者认为尼安德特人以及直立人都是真正的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生活在巴别塔之后。随着巴别的分散,他们与都市隔绝,而且由于某些基因在小群体和选择的作用下被固定下来,他们也演化出某些躯体特征。“石器时代”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是不同族群的穴居/石器技术阶段。 即使今天还有人生存在这样的技术水平上,比如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的达尼人(Dani),但他们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同样的人。

灵性表现

但是罗斯如此地表述他对所有这些所谓“猿人”标本的基本见解:

“大约二百万到四百万年前,上帝开始制造一些类似于人类的哺乳动物,或叫‘原始人’。这些动物两足直立,脑容量大,并会使用工具,有些甚至埋葬死者并在洞壁上绘画。然而,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很大。他们没有灵性,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意识。他们不敬拜上帝,也没有宗教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双足灵长类动物都灭绝了。后来,大约在10000到60000年前,上帝以亚当和夏娃取代了他们。现存于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从亚当和夏娃而来。”38

罗斯关于 “灵性表达”最早出现的时间完全是基于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宗教活动用具,据鉴定是在24000年以前(GQ:110),他这样做犯了好几个错误。有些错误我们在下面提到尼安德特人时还会进一步讨论。当我们转而考虑一些无可置疑的人类成员时,罗斯的有关论点会变得更不堪一击。

第一点:如前所述,没有半点证据显示古代智人(根据传统的测年法,生活于6万年前)与现代人在认知能力上有什么差别。因为宗教是一种认知过程(如对自己生命的有限性的认识、形成抽象的是非概念的能力、崇拜强大实体的欲望,等),所以罗斯试图将智人分为“有灵性表现”和“没有灵性表现”,或者分为“有敬拜能力”和“不会敬拜”,都没有任何实质的依据。这完全是随心所欲。

第二点:罗斯又在用知识空白进行论证。事实上,海登(Hayden)特别警告不要将“没有证据”认作“没有的证据”。比如说,洞壁上的绘画似乎是近期出现的,但事实上也可能只是由于绘画习惯的改变,之前也许画在外面,所以容易被水冲洗掉,近期转而画在洞穴深处了,因而得到长期保存。39

如果将来有人发现祭坛或其他宗教遗迹,经“鉴定”是6万年以前的文物,那又如何?既然罗斯会说6万年前的人类遗骨只是外表像人,而实际上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他会不会也说这些遗迹不过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制造的、看起来像用于宗教敬拜的遗物呢?由此也可见他的立场是何其荒谬。

第三点:罗斯人为地把敬拜和其他形式的宗教行为分别开来。根据罗斯的说法,有些动物也会将其死者浅浅地埋葬,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出明显的宗教敬拜。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始人埋葬死者和文物的行为也和动物一样,无关灵性。罗斯如此认为,这至少是毫无根据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斯不过是在竭力否认“6万年前”的人类成员有灵性。

第四点:罗斯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坚称保存至今的祭坛或其他宗教遗迹是宗教活动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敬拜性的属灵能力的必要条件。

可是许多现代部落宗教在敬拜过程中都不用祭坛或宗教设施,这又当如何看待呢?这些人都没有罗斯所称的“灵性表现”或“敬拜能力”吗?不好说吧。

最重要的是,圣经中的真神禁止任何偶像崇拜(出20:4)或用凿出的石头做祭坛(出20:25)。摩西律法中的这些条文符合上帝对待他的子民的一贯做法。证据显示,人类最早是一神教,后来才堕落成偶像性的泛神教,这与圣经教导一致。40所以根据真正符合圣经的历史观,我们不认为挪亚的早期后裔会留下偶像形式的宗教遗迹或用石头凿成的祭坛。

罗斯怎么知道有些早期文物(如石器)是不是兼有宗教用途,甚至是崇拜的对象?例如,海登指出,尼安德特人用石头堆砌成几何图形,显示有仪式上的用途。41这类似于某些现代部落在象征性或宗教性行为中使用的石碓。即使我们容许罗斯人为地把“非敬拜性仪式”和“敬拜性仪式”区别开来,我们也怀疑他怎么知道这些行为没有包括敬拜。

罗斯相信,我们可以推算出亚当和夏娃是在7000年前到60000年前被造,这种信念被上述所有这些证据彻底推翻了。罗斯还宣称,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曾局限于中东一带,所以挪亚的洪水虽然是局部性的,却能够把他们完全消灭,只留下挪亚和他全家。(无论如何,鉴于人类的领土意识和迁徙本能,认为在数千年间没有人跨出一个狭窄区域的说法似乎是极端的诡辩,旨在挽救一个护教理论。)

相反,证据提示,现代人在过去10万年间已遍布各大洲(根据目前的测年法和罗斯所接受的进化论地质学)。也就是说,根据古老地球的假设来解释的化石证据,显示人类不是某一个时间突然起源的,现代人也从来没有全部局限在中东!

罗斯却强调这些化石不过外表上好像人类。就是说,无论其骨骼解剖、交流能力、文物、艺术等等看起来如何,他们实际上是低于人类的动物,没有能力进行宗教敬拜。所以,虽然罗斯看起来试图维护人类的独特性,但他实际上贬损了我们的独特性,因为他将我们的许多特征划给了他所称的不是人的动物。

罗斯人为地把古人类遗骸划分成“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和“亚当夏娃的纯人类后裔”,其实 19世纪的种族主义者也曾把当代人进行过类似的划分,其随意性和无理性并无二致。

原始人的化石记录

人类是特别的创造,这一点罗斯和我们都同意;对于哪些应该划归人类,他却有不同的意见。即使我们认可进化论者的“测年”法,化石记录也明确地显示,许多教科书中所描绘的清晰的进化过程只存在于进化论宣传家的头脑中。马文∙卢比诺(Marvin Lubenow)指出,各种各样所谓的“猿人”并不能按照进化“年代”排成连贯的序列,而是呈现大幅度的年代重叠。42比如,智人化石的时间跨度包含了直立人化石的时间跨度,但后者据称是前者的祖先。

支离破碎的证据:卡达巴始祖(Ardipithecus ramidus kadabba)个案分析

人们所称的过渡化石,不管是“猿人”还是其他生物,常常是基于支离破碎的化石证据。例如,《时代》杂志曾报道过一个卡达巴始祖地猿标本,经“鉴定”有560万年到580万年之久。43该杂志称新发现的这个标本已经能直立行走,处于所谓的“人类进化的黎明”时代:

“黑猩猩或任何现代猿类都是用四肢踯躅而行,但几乎可以肯定,卡达巴地猿大部分时间是直立行走的。从这个一英寸长的趾骨可以明确地看出来。”

可是究竟有多么明确?《时代》引述“露西”的发现者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Johanson)的意见:

“除此之外,他怀疑这根520万年前的趾骨与其他的化石是否同属一类:它不仅在时间上与其他化石相隔几十万年,而且其发现的地点也距离其他化石10英里以外。”

注意这根趾骨是直立行走的主要“证据”,然而10英里以外的趾骨仍被认作同一个标本的一部分,这简直不可思议。44一位研究者曾说:“化石最善变,你想听什么歌曲,骨头都会给你唱。”45当你深入研究各种化石时,就会发现它们原来不是过渡类型,甚至连混合类型都不是。

人类的特别性

当你有了足够的化石证据,可以进行仔细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的特别性。人与猿类动物(如南猿)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我和罗斯的意见一致。但是仔细推敲时会发现罗斯关于许多其他“猿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有人对匠人(Homo ergaster)、直立人(Homo erectu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和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一系列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很可能是现代人的变异族群。46这与罗斯的宣称相抵触,罗斯把这些人种都划归没有灵魂的原始人。另一方面,被归于能人(Homo habilis)的许多标本和被称为鲁道夫人(Homo rudolfensis)的一个标本不过是南猿(已绝种的猿类)的亚型。47

表9.2:化石人类特征的分析结果总结。48 1. 体型,2. 体形,3. 行姿,4. 颌齿,5. 发育,6. 脑容量。H = 像现代人, A = 像南猿, I = 人猿之间,? = 无资料。

种名123456
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AAA
能人(H. habilis)AAAAAA
匠人(H. ergaster)HHHHHA
直立人(H. erectus)H?HH?I
海德堡人(H. heidelbergensis)H?HH?A
尼安德特人(H neanderthalensis)HHHHHH

近年来,许多进化论的专家都承认,“能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分类,归入其中的化石不是直立人/匠人就是南猿,它成了“分类学的垃圾桶”。这种说法是弗莱德∙斯普尔博士在一次采访中提出来的,他是荷兰裔英国古人类学家,是《人类进化学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编辑之一。49

进化论学者Wood和Collard的分类结果(见表9.2)与稍早些的创造论古人类学家西格里德∙哈特魏格雪尔博士(Sigrid Hartwig-Scherer)的看法一致。哈特魏格雪尔是慕尼黑拉德魏格-迈克斯米兰大学(Lugwig-Maximilian University)人类学与人体遗传学院的研究员。她的结论是:直立人/匠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都属于同一个基本类型(创造类,见第七章),即人类(Hominidae)。同时她把阿法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湖畔南猿(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非洲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粗壮南猿(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埃塞俄比亚南猿(Australopithecus aethiopithecus)鲍氏南猿(Australopithecus boisei)以及可能存在过的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都划归另一个基本类型,即南猿类(Australopithecinae)。50

哈特魏格雪尔的分类发表于《单纯的创造》(Mere Creation)一书,罗斯在同一本书中也有著述,所以罗斯没有理由把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说成比人类低等。

两种对立的进化论观点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存在两种主要的进化论观点。一种理论叫做“走出非洲”或叫单一起源模式,甚至叫做“挪亚方舟模式”。该理论认为现代人从非洲发源,取代了更早走出非洲的进化程度较低的原始人。然而还有一种进化论观点,叫做“多地区”模式或“区域连续性”模式,甚至叫做“挪亚子孙”模式。该理论认为两百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原始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进化成了现代人。

这是古人类学家之间最激烈的争辩——两种理论的倡议者之间恶语相向。究其原因,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彼得∙昂德黑尔(Peter Underhill)说,“自负、自负、自负,科学家也是人。”罗斯和我一致认为,双方都是正确的——就他们相互之间的批评而言——因为人类根本没有进化!51

哈德魏格雪尔博士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个基本生物类型,考虑到巴别之后人类的迁徙模式,她提出一个单一起源模型:

“人类从非洲-阿拉伯盾出发,发生过三次迁徙。在第一波迁徙中,形态不明的人群向不同的方向分散,在非洲形成了典型的匠人形态,而在东南亚则形成了直立人的特征。第二波迁徙在相对闭锁的欧洲形成了尼安德特人的形态。最后,第三波迁徙在世界各地形成了现代智人。至于那些由不同更新世形态结合而成的混合特征,则可能是各波移民杂交所致,也可能是(多价?)祖先基因库中的隐性特征表达出来的结果,也可能两个因素都存在。”52

毫无疑问的智人竟然早于罗斯所认定的亚当年代?

对于毫无疑问的智人,罗斯也完全不着边际。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即使退一步,任凭他相信尼安德特人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但仅靠现代人遗骸所提供的证据,罗斯的观点也无以立足。首先,没有丝毫的证据提示有特别的人类在7000年前到60000年前这一段时间里出现。对罗斯更为不利的是,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早在60000年以前已经存在——根据他所卫护的测年方法:

“‘这一带(南非克拉西斯河口)的化石在所观察到的各个方面上都是完全的现代人,’芝加哥大学的里查德∙克莱恩博士(Richard Klein)如是说,‘包括发育良好的下颌。’证据强烈支持其年代是在10万年前。”53

“……基本的颅骨构造至少10万年没变。”54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证据,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根据传统测年法认定的“早期人类”在认知能力上比现代人低下:

“单一起源模型认为现代智人出现于10万到20万年前,又有人认为西欧在3万到4万年前出现了现代智人,然而没有资料提示人类的语言能力在上述任何一个时间段内发生过重大质变。相反,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证据似乎提示,复杂的语言能力很早就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形成了。”55

长者智人

最近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智人化石,经“鉴定”有的16万年,有的15.4万年,这些都进一步反驳罗斯的人类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提摩太∙怀特博士(Tim White)1997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东北230公里以外的河头(Herto)村附近发现了这些化石。该发现登上了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的封面(2003年6月12日),该期杂志刊发了关于这项发现的多篇文章,都是进化论古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写的。怀特和他的同事们撰写了化石研究报告;56另一篇文章是使用最新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得出的年代鉴定报告,并提供证据,说明其行为完全像人类;57还有一位进化论古人类学的领袖,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起源组的克里斯∙斯准格尔(Chris Stringer),也对该发现进行了深入的评论。58斯准格尔认为,该发现进一步支持关于人类起源的“走出非洲”模式,不支持与之对立的多区域进化模式(见上文“两种对立的进化论观点”)。

埃塞俄比亚这些骨骼残骸与“早先”的人类骨骼在解剖学特征上并非完全不相干,就是说,虽然他们明显地属于智人,但在某些解剖特征上却类似于“远古”人类。所以发现者建议他们的全名称为“长者智人”,提示他们是现代人类的一个亚种(或亚型)。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明显地属于现代人,而且与罗斯主义者们试图贬低为非人类成员的类型(包括尼安德特人,见下)有遗传关系。

这些化石的确是智人,而不是非人的原始动物,这一点不容回避。他们的脑容量实际上比现代人的平均水平还高。澳大利亚墨尔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时代》引述进化论专家说:

“在埃塞俄比亚的河头村发现了最早的现代人头骨,这表明,与我们非常类似的人群在16万年前就已经在非洲的平原上游荡……

怀特教授说,河头的早期人类与河马、鳄鱼、鲇鱼和水牛一起生活在一个浅水湖里。他们还发现了600多件石器……

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对这些头骨与现代人的相似程度表示惊讶。新英格兰大学的考古学讲师斯提凡∙考利尔(Stephen Collier)说:‘看起来与现代人真是出奇地相似,在10年前你想都想不到如此现代的人类化石。’

地质学家吉姆∙包勒(Jim Bowler)曾在1974年发现了澳大利亚最早的人类残骸,即据称有四万年之久的芒枸人(Mungo man),他说埃塞俄比亚这些头骨太像现代人了,‘如果你给这个伙计穿上灰黑色的西装,他走在考林斯大街上也不会惹人注目。’

‘完全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的考林∙格鲁夫斯(Colin Groves)如是说,‘新样本正是我们预想中的智人在分化出种族特征之前的样子。’”59

这些标本不仅在解剖上无疑是现代人,而且他们拥有无可争议的人类文化特征,如殡葬习俗和屠杀大型动物的做法。进化论者称“他们的技术水平是中石器时代和晚期阿舍利(Acheulean)时代的有趣结合。”60

对长者智人年代范围的鉴定被认为“很可靠”,所使用的技术是一种基于氩同位素的放射性测年法(氩-40/氩-39)。我们在第十二章将显示,这些测年法并不可靠,但问题是罗斯接受这一套。这样就把更多的无可置疑的现代人远远地定位于六万年之前了(六万年是罗斯人为地为亚当设置的年期)。

罗斯辩称,所有早于六万年前的遗骸都不过是在解剖上和文化上似乎是人,事实上却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但这显然是空抓稻草,玩弄人为的主观臆测。

线粒体夏娃

现在我们看分子生物学和(据此得出的)一对所谓的现代人的祖先。罗斯对线粒体DNA的证据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GQ:111-112):

“晚近的年期排除了现代人从另一种两足灵长动物进化而来的可能性(意味着人类必然是特别创造的)。”

其实不然。既然罗斯如此偏爱科学家的见解,他也应该知道,传统的科学家中即使有人不否认从前可能有过神灵的干预,也没有人认同把线粒体DNA当作几十万年前亚当和夏娃被直接创造出来的证据。“非洲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的说法只表示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来自同一个谱系,而丝毫不能否认其他人类谱系曾经存在过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些谱系都灭绝了。61

尼安德特人

这是最有名的“猿人”,其名字来自德国的尼安德谷(“特”在德文中就是山谷),第一个化石样本就是1856年在那里出土的。该山谷的名称来源于17世纪的纽幔牧师(Joachim Neumann),因为他经常在那里散步。“纽幔”的意思是新人,希腊文译作“尼安德”,这也是他的笔名。尼安德特人刚被发现的时候,德文的拼法是Neanderthal,到了1904年德文简化成了Neandertal,但是尼安德特人的正式科学名称仍然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 (作为智人的一个亚种)或Homo neanderthalensis(若作为一个不同的种),因为命名时的拼写方法必须保留。

线粒体DNA(mtDNA)

这种DNA位于细胞的“发电厂”,即线粒体里,与细胞核内的主要DNA不同。一般来说,我们只从母亲那里获得mtDNA,尽管也有例外。罗斯辩称(GQ113-114):

“最近发现的尼安德特人DNA印证了施瓦茨和塔特撒尔的结论,即人类不是尼安德特物种的后裔,也与他们没有任何生物学关系。”

然而他给的参考文献与他所说的相抵触,因为该文献在标题中就称尼安德特人为“灭绝的人类”。62 罗斯并不在意这一点,他又进一步引述著名古生物遗传学家斯凡特∙帕伯(Svante Paabo)的团队在《细胞》杂志(Cell)上发表的研究:

“该科研团队的某些成员和另外几名科学家又对同一骨架的另一个片断进行了分析,发表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论点。63 他们的结果与第一次研究基本相同,结论是:他们的分析‘不支持尼安德特人在现代人的基因库中留下了mtDNA的观点。’”64 

然而,他所引用的关于mtDNA的这一证据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评估,其可靠性很值得怀疑。65 仅靠一个标本就得出如此重大的结论,这在统计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分子生物学家约翰∙马可斯博士(John Marcus)对帕伯文章中的一副图做出如下观察:

“该图好像让人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序列介于现代人和黑猩猩的序列之间,并可能进一步给人一种印象,即尼安德特人是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一个环节。然而,仔细看来并非如此。从图上的标记可以看出,该图显示人与人、人与尼安德特人以及人与黑猩猩之间序列差异的数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给出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之间序列差异的分布。在这篇文章里,群体间的比较一共有四种,我不明白为什么作者没有显示最后一种比较。然而,根据我所做的DNA差异分析,很容易看出尼安德特人与这两个黑猩猩序列之间的差别,实际上超过了现代人与黑猩猩的序列差别。我使用了不同的人类序列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任何一个人类序列与黑猩猩序列的相似程度都比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序列的相似程度高。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DNA序列与黑猩猩的DNA之间的距离差别不是很大,这一事实提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同属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的关系显然不比任何人更近。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尼安德特人离黑猩猩实际上更远。66

况且,帕伯自己也称他的论文被误解了,他的数据不可能证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没有遗传关系。67 首先,因为这是线粒体DNA,它最多能证明尼安德特人的母系没有在现代人基因库中留下线粒体DNA,但不能排除尼安德特人的父系在现代人基因库中留下细胞核基因的可能性。比如在战争中,尼安德特男人可能打败过现代人,并让“摩登”女性怀孕。再者,迁徙也可能主要涉及男人。68

此外,进化论人类学家沃尔帕夫(Wolpoff)也同意,尼安德特人的mtDNA没有超出现代人类的变异范围。69 现代人的mtDNA变异范围与其他的灵长目动物相比是很窄的,即使加上了尼安德特人,也只把人类的变异提高到正常水平。

最后,尼安德特人和现存人类的mtDNA与黑猩猩的mtDNA 之间的差异是在相同的碱基位点上。沃尔帕夫认为,这一事实表明尼安德特人并不是独立于现代人之外的一个物种。在本书初版发表多年后,对更多资料的细致研究显示,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跟我们的很相似。70 这包括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共有的一个语言能力基因。71

因变异热点而形成的差异

生物化学家兼神经科学家大卫∙德魏特博士(David DeWitt)对尼安德特人的DNA进行了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mtDNA上的差异集中于D-环上的突变热点区域。72但是我们与黑猩猩的差异不在这些突变热点上。他写道:

“有的研究者主张尼安德特人自成一个谱系,其主要的原因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mtDNA上有许多差异。然而,正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突变热点,这说明他们关系密切。因为有些位点保持不变,而另一些位点则变异频繁,所以你不能靠简单的差异计数来说明问题。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计数比现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计数多一些,但这并不说明尼安德特人不是人,或者说尼安德特人与人类在遗传上有分别。此外,顾提莱孜(Gutierrez)指出,以前的研究,比如克灵(Kring)的研究,存在群体偏差。他们用的大多是欧洲人(DNA序列很相似),这就让尼安德特人显得不一样了。

还有一点,尼安德特人的mtDNA序列在现代人群中见不到,这并不说明他们没有通婚过。比如,在美国,我们知道有些美洲原住民与欧洲移民通过婚,然而要发现线粒体里的证据就难了。”73

德魏特指的是顾提莱孜等最近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显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现代人与现代人之间两两比较的距离分布比之前研究所提示的有更多的重叠。”他们还说:“考虑到这些因素(即突变热点的高速置换变异)的时候,尼安德特人独特的分类学地位就没有多少支持了。”74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混血

如果尼安德特人与现代长相的人能杂交,那么他们就必定属于同一个物种。最近有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曾经与现代人在中东并肩生活了十万年(进化时间),制造的石器也几乎相同。75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杂交后代在许多地区被找到,76包括葡萄牙的一具儿童骨骼77和罗马尼亚一个熊洞里的成人下颌骨。78不难看出,尼安德特人完全是人,而且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在欧洲融合了。79

颅骨特征

罗斯称,尼安德特人有独特的鼻骨分化,所以不可能与现代人有什么关系(GQ:113)。然而这些特征在人类也有,从非洲布须曼人到爱斯基摩人,各个种族中都可见到。80而且罗斯的说法本来毫无意义:虽然罗斯抓住早先的发现,当作事实,但后来证明这是基于错误的重塑,现在已经否定了。81

根据对牙冠资料的统计分析,82人们注意到,克拉皮纳(克罗地亚)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别一般地大于现代人种之间的差别。然而这里也有高度的重叠。尼安德特人与现代西伯利亚东北人的相似程度大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与任何现代人种(除了中国人)的相似程度。83类似地,克拉皮纳尼安德特人与现代西伯利亚人之间的差别小于澳大利亚土著与其他任何现代人种(除了西伯利亚人)的差别。所以,如果按照罗斯的逻辑,我们把尼安德特人看作“没有灵魂的非亚当后裔”,那么我们就也应该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看作没有灵魂的非亚当后裔。显然,只有种族主义者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但这是罗斯教导的逻辑推论,尽管他自己也不会同意。

尼安德特人牙齿以外的特征也与罗斯的观点相抵触。沃尔帕夫列举了尼安德特人特有的(至少在其他更新世群体中罕见)的18项骨骼特征。8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中有一大部分也见于尼安德特之后的欧洲人种中,有些甚至见于现代欧洲人中。这一点有力地否定了罗斯所谓的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分别被造、互无关联的观点。

手的灵巧程度

尼安德特人手上的肌肉发达,指头较宽,看起来肯定与“现代”手不同。但他们的双手与现代人的手同样灵巧,甚至更灵巧。这是最近由加州圣贝纳迪诺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和北达州法戈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考古技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的。他们研究了在法国拉佛拉西(La Ferrassie)发现的化石,根据对化石骨骼的扫描图像,完成了对尼安德特人拇指和食指的最新三维电脑模拟。他们就像最先进的动画制作师一样,把图形转换成了完全动态模型。

他们显示,尼安德特人的拇指可以轻易地接触食指尖端。对握的拇指是人类独有的灵巧性标志。事实上,研究人员对骨骼的活动范围选择了相当保守的估计,所以尼安德特人的手如果与普通的现代手有区别的话,也只会是更灵巧。“鉴于尼安德特人的大多角骨——掌骨——第一指骨关节的开放造型,尼安德特人的拇指可能都比现代人的拇指更灵活。”85

文化证据

罗斯不赞同把音乐、器具使用、艺术和殡葬习俗等作为尼安德特人之真实人性的依据,因为他认为动物也有类似的行为(GQ:110)。事实上,根据遗迹推测出来的尼安德特人的行为,与最聪明的动物的简单行为相比,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尼安德特人表现出复杂的、有预谋的、有目的的行为。这方面证据很多,86包括:带有礼仪和审美考量的工具和石器;将遗体在复杂的墓穴中按照预先设计的几何图形摆放;从远处采集用于工艺美术的赭石;“高科技万能胶”;87 符号思维;88发达的化装艺术。89

小结

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差异是否足以使尼安德特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古人类学家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把人科所有的“物种”合并在一起,他们在脑容量和体重上的变异系数,并不比现代智人的变异系数大。一般认为这表明人科各“种”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种内变异。90该现象也支持伍德和科拉德在关于人类形态学的综述中发表的见解。91

直立人

根据多性征形态学分析可以看出,直立人是人类的另一个变种(见表9.2)。他们的颅顶大小与现代人的重叠。92爪哇是最早发现直立人的地方,从那里出土的一件新标本“否定了有关人类脑容量进化的一个假说。”93该标本具备一个“显著的现代特征”,94即高度弯曲的颅底。哈佛大学古人类学家丹∙利伯幔说:“这是一项重大发现,因为这是第一个颅底相当完整的直立人,而它看起来很现代。”95

利伯幔当然把直立人看作人类的祖先,但这一证据也符合直立人不过是神所创造的人类的一个变种的看法。

沃尔帕夫等表示,从各种人类颅骨的特征来看,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甚至与直立人肯定杂交过。96

直立人的文化技能有力地展示着他们的人性。甚至有迹象表明他们有航海的能力!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了一些被屠杀的大象的骨头,这个岛太小太荒芜,不可能有人居住,根据工具和年期鉴定,杀象者只能是直立人,但是这个岛需要乘船跨越大片的深海才能到达。97这说明直立人曾经跨岛迁徙,岛与岛之间的海峡从数公里到数十公里,而且水域很深。直立人旅行过的岛屿包括龙目岛、巴厘岛、松巴哇和弗洛雷斯,98他们显然穿越了这些岛之间的海峡,提示他们至少有某些航海技能。根据罗斯所接受的传统测年法,这一切都是在80万年前。文章的作者说:“而且,结果显示,在80万年前到90万年前这段时间内,这一带的直立人获得了穿越海洋的能力。”99

主张人类“多区域进化”的著名科学家沃尔帕夫强调直立人的航海技术,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意思的是,极力倡导“走出非洲”理论的斯准格尔说这样的航海技术表明直立人“更像人,和我们一样。”

但是根据罗斯的说法,直立人是亚当前的无灵魂动物。然而这些所谓的亚当前动物却具备一项明确地属于人类的技能——设计出能够跨越数十公里洋面的船只! 这进一步证明罗斯把人类遗骸划分为“亚当后裔”和“亚当前无灵魂的动物”的做法完全是主观武断的。

结论

圣经的历史观在许许多多方面与罗斯的历史观背道而驰,其中最重要的是时间表,因为根据圣经中的族谱推算出的人类历史比罗斯的大爆炸年代表所能容许的人类历史要短许多。

罗斯的理论对圣经人类学还有其他方面的损害,其中一点就是关于种族起源的错误认识。罗斯教导人们,上帝的介入造成了种族差异,而后者正是诸多偏见的源头——但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所谓人“种”的生物学/遗传学基础纯属无稽之谈。另一点就是说尼安德特人比人类低等。尽管尼安德特人有许多人类性征,罗斯却否定这些性征为人类所特有,模糊了人类与动物的分别。

最后,罗斯为亚当所定的年代范围,其下限晚于完全现代的智人。更糟的是,他的年代范围甚至提示,澳大利亚土著在澳大利亚生存的时间可能早于挪亚,甚至早于亚当,所以罗斯的神学隐含着澳大利亚土著不是人的可能性。虽然罗斯本人并非种族主义者,但他错误地信任漫长年代测年法,而非圣经,其逻辑后果就成了种族主义。

参考与注释

  1. G.L. Archer Jr.,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2), p. 40. 
  2. Ibid. Gleason Archer 指出这一点。
  3. 见 G. Miller, “Septuagint”, www.christian-thinktank.com/alxx.html, January 30, 1995. 
  4. 关于采用马索拉文本而非被修改过的七十士译本的原因,见P. Williams, “Some Remarks Preliminary to a Biblical Chronology”, J. Creation 12(1):98–106 (1998); creation.com/chronology.
  5. G.F. Hasel, “The Meaning of the Chrono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Origins 7(2):53–70, (1980); www. grisda.org/origins/07053.htm. 
  6. 注意亚伯拉罕并非他拉的长子。创12:4记载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也是在他拉死后不久,他拉死时205岁(创11:32),两者之差(205 – 75)即他拉生亚伯拉罕时的年龄,实际上是130岁,而非70岁(Ussher似乎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现代史学家)。创11:32提到三个儿子,70岁是他拉生长子(可能是哈兰)时的年龄。 
  7. J. Barr, letter to David C.C. Watson, 1984. 
  8. D.A. Young, Christianity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2), p. 19. 
  9.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Books I–IV (Cambridge, MA: Harvard Press, 1930), p. 73,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242.R. Young, Analytical Concordance to the Holy Bible, 1879; 8th edition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39), p.210. 约瑟夫算出创造的日期是公元前5555年,因为他的资料主要是LXX里夸大了的年龄(根据LXX,创造日期应该在公元前5508-5586)。
  10.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3):3–4, www.ccel.org/j/josephus/works/ant-1.htm. 
  11. 见注6。
  12. Josephus, Antiquities 1(6):5. 
  13. G.F. Hasel, “The Meaning of the Chrono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Origins 7(2):53–70, (1980); www.grisda.org/origins/07053.htm. 
  14. D.A. Carson, Exegetical Fallacies, 2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96), p. 60. 
  15. G.F. Hasel, “The Meaning of the Chrono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Origins 7(2):53–70, (1980); www.grisda.org/origins/07053.htm.
  16. A.G. Fruchtenbau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November 7, 2000.
  17. J. Sarfati, “Cainan: How Do You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uke 3:36 and Genesis 11:12?” creation.com/cainan.
  18. 又见T.R. Freeman, The Genesis 5 and 11 fluidity question, J. Creation 19(2):83–90, 2005, creation.com/fluidity; J. Sarfati, Biblical chronogenealogies, J. Creation17(3):14–18, 2003, creation.com/chronogenealogy.
  19. N.L. Geisler and Wm. E. Nix,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revised and expanded (Chicago, IL: MoodyPress, 1986), p. 390–391. 
  20. 见本章注17。
  21. “Chin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3:230, 15th ed. (1992).
  22. E.R. Nelson, R.E. Broadberry, and G.T. Chock, God’s Promise to the Chinese(Saint Louis, MO: Concordia, 1997). 
  23.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rch 15, 2003. 
  24. C. Wieland, “Living for 900 Years”, Creation 20(4):10–13, (1998); creation.com/900.C. Wieland, “Decreased Lifespans: Have We Been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J.Creation 8(2):138–141,(1994); creation.com/lifespan. 
  25. Bodnar et al., Science 279:349–352, (1998). 
  26. www.reasons.org, December 5, 2002. 
  27. M. Eriksson et al., “Recurrent de novo Point Mutations in Lamin A Cause 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Syndrome”, Nature 423(6937):293–298, (May 15, 2003). 
  28. Josephus, Antiquities 1(6):4. 约瑟夫写道:“希伯生约坍和法勒,法勒得名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各族正在分散成各国。法勒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分裂的意思。”
  29. J. Calvin, Genesis, 1554 (Edinburgh, UK: Banner of Truth, 1984), p. 324. 加尔文写道:“在他(摩西)提到闪的第三个儿子亚法撒之后,他又提到法勒,亚法撒的曾孙,在法勒的时代出现了语言的分化。”
  30. C.F. Keil and F. Delitzsch, Commentaries on the Old Testament, n.d., 德文原版发表于19世纪,英文译本出版者Eerdmans, Grand Rapids, MI. 《五经》1:171: “在亚法撒的子孙中,希伯的长子得名法勒,因为在他的时代因为建巴别塔的缘故,地(即地上的人民)被分裂了。” 
  31. H.C. Leupold, Exposition of Genesis(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42), 1:378. “法勒是‘分裂’的意思,因为在他的时代地被分裂了(niphlegah),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语言混乱。”
  32. D. Batten, “Where Are All the People?” Creation 23(3):52–55, (June–August 2001); creation.com/people. 
  33. W.J. ReMine, The Biotic Message(St. Paul, MN: St. Paul Science, 1993). 
  34.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y 20, 1998. 
  35. S. O’Connor, “Carpenter’s Gap Rockshelter 1: 40,000 Years of Aboriginal Occupation in the Napier Ranges,Kimberley, WA”, Australian Archaeology 40 (June 1995). 
  36. J. Allen, “A Matter of Time”, Nature Australia 26(10):60–60 (Spring 2000). 
  37.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rch 15, 2003. 
  38.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rch 15, 2003. 
  39. B. Hayden, “The Cultural Capacities of Neandertals: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24, (1993), p. 124–125. 
  40. W. Schmidt,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71). 
  41. B. Hayden, “The Cultural Capacities of Neandertals: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24, (1993), p. 121.
  42. M.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92). 
  43. M.D. Lemonick and A. Dorfman, “One Giant Step for Mankind”, Time magazine cover story (July 23, 2001). 
  44. J. Sarfati, “Time’s Alleged ‘Ape-man’ Trips Up (Again)” J. Creation 15(3):7–9 (2001); creation.com/kadabba.
  45. J. Shreeve, “Argument Over a Woman”, Discover 11(8):58 (1990). 
  46. B. Wood and M. Collard, “The Human Genus”, Science 284(5411):65–71 (1999).
  47. J. Woodmorappe, “The Non-transitions in ‘Human Evolution’ — on Evolutionists’ Terms”, J. Creation 13(2):10–13 (1999); creation.com/non-transitions. 
  48. 本表出自注释44。 
  49. 见录像片The Image of God, Keziah Productions. 
  50. S. Hartwig-Scherer, “Apes or Ancestors?” chapter 9 of Wm. A. Dembski, Mere Creation: Science, Faith andIntelligent Design(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51. 关于走出非洲模式和区域连续性模式的解释,以及圣经中的相关论述,见C. Wieland, “No Bones about Eve”, Creation 13(4):20–23 (September–November 1991); creation.com/eve2; 及 S. Hartwig-Scherer, “Apes or Ancestors?” chapter 9 of Wm. A. Dembski, Mere Creation: Science, Faith and Intelligent Design(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52. Ibid., p. 229–230. 
  53. R. Lewin, Human Evolution(Cambridge: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93), p. 153. 
  54. W.A. Neves et al., “Modern Human Origins as Seen from the Peripheri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7:132 (1999). 
  55. L.A. Schepartz, “Language and Modern Human Origins”,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36:91–126 (1993). 
  56. T. White et al., “Pleistocene Homo sapiens from 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423(6941):742–747 (June12, 2003). 
  57. D. Clark et al., “Stratigraphic, Chron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texts of Pleistocene Homo sapiens from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423(6941):747–752 (June 12, 2003).
  58. C. Stringer, “Human Evolution: Out of Ethiopia”, Nature 423(6941):692–695 (June 12, 2003). 
  59. S. Cauchi, “Fossils Find Writes New Chapter in Our Narrative”, The Age(June 12, 2003): p. 1. 
  60. 见注释55和56。 
  61. 有关进化论思想的确切描述,以及“线粒体夏娃”其实晚得多的证据,参见C. Wieland, “A Shrinking Date for ‘Eve,’ ” J.Creation 12(1)1–3 (1998), creation.com/eve;“Mitochondrial Eve and biblical Eve are looking good: criticism of young age is premature”, J. Creation19(1):57–59, 2005; creation.com/eve3. 
  62. P. Kuhn and A. Gibbons, “DNA from an Extinct Human”, Science 277:176–178 (1997). 
  63. M. Krings, A. Stone, R.W. Schmitz, H. Krainitzki, M. Stoneking, and S. Pääbo, “Neandertal DNA Sequences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Cell 90:19–30 (1997). 
  64. Ibid., p. 5584. 
  65. M.L. Lubenow, “Recovery of Neandertal mtDNA: An Evaluation”, J. Creation 12(1):87–97 (1998). 
  66. Ibid., 引述J. Marcus 与M. Lubenow的通信。 
  67. S. Pääbo interview on television/video, Neanderthals on Trial, Nova, 2002. 
  68. 见注释63。 
  69. M.H. Wolpoff, Paleoanthropology, 2nd edition (Boston, MA: McGraw-Hill, 1999), p. 759. 
  70. R.W. Carter, Neandertal genome like ours (There may be Neandertals at your next family reunion!) creation.com/neandertal-genome-like-ours, 1 June 2010; based on Green, R.E., et al., A draft sequence of theNeandertal genome. Science 328:710–722, 2010. 
  71. P. Borger and R. Truman, The FOXP2 gene supports Neandertals being fully human, J. Creation 22(2):13–14, 2008; creation.com/foxp2. 
  72. W. Skinner and D. DeWitt, “The Neandertal’s Place in Human History”, Virginia Journal of Science 51(2):83(2000).D. DeWitt and W. Skinner, “Rate Heterogeneity and Site by Site Analysis of mtDNA Suggests Neanderthals andModern Humans Share a Recent Common Ancestor”, Discontinuity p. 31, 2001.
  73. D. DeWitt,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y 19, 2003. 
  74. Gutierrez et al., “A Reanalysis of the Ancient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s Recovered from NeandertalBones”, Mol. Biol. Evol. 19:1359–1366 (2002). 
  75. B. Bower, “Neandertals and Humans Each Get a Grip”, Science News 159(6):84 (2001). 
  76. E. Trinkaus and P. Shipman, The Neandertals — Changing the Image of Mankind(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93), p. 391. 
  77. B. Bower, “Fossil May Expose Humanity’s Hybrid Roots”, Science News 155(19):295 (1999). 
  78. J. Amos, “Human Fossils Set European Record”,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1/hi/sci/tech/3129654.stm, September 22, 2003; based on E. Trinkaus et al., “Early Modern Human Cranial Remains from thePetera cu Oase, Romani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3 (in press); E. Trinkaus et al., “An Early ModernHuman from the Petera cu Oase, Roman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2003. 
  79. Thompson, Andrea, Humans and Neanderthals Might Have Interbred, Livescience.com, 30 October 2006.Soficaru, A., Dobo, A and Trinkaus, E., Early modern humans from the Petera Muierii, Baia de Fier, Romania,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1073/pnas.0608443103,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3 November 2006. 
  80. M.H. Wolpoff, Paleoanthropology, 2nd edition (Boston, MA: McGraw-Hill, 1999), p. 755–756. 
  81. R.G. Franciscus, “Neandertal Nasal Structures and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Specialization,’ ” 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 96:1805–1809 (1999). 
  82. A.J. Tyrrell and A.T. Chamberlain, “Non-metric Trait Evidence for Modern Human Affinities and theDistinctiveness of Neanderthal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34:549–554 (1998). 
  83. Ibid., p. 550. 
  84. M.H. Wolpoff, Paleoanthropology, 2nd edition (Boston, MA: McGraw-Hill, 1999), p. 756. 
  85. W.A. Niewoehner, A. Bergstrom, D. Eichele, M. Zuroff, and J.T. Clark, “Manual Dexterity in Neanderthals”,Nature 422(6930):395 (March 27, 2003). 
  86. B. Hayden, “The Cultural Capacities of Neandertals: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24:113–146, (1993). 
  87. J. Viegas, “Neanderthals Made High-tech Superglue”, Discovery News(January 16, 2002); “Neanderthals‘Used Glue to Make Tools,’ ” http://news.bbc.co.uk.
  88. J. Sarfati, “Neandertals were fully human in thinking: Symbolic items show human cognition and symbolicthinking”, creation.com/nean-thought, 30 August 2006.João Zilhão and 5 others, “Analysis of Aurignacian interstratification at the Châtelperronian-type site andimplications for the behavioral modernity of Neandertals”, PNAS 103 (33):12643–12648, 15 August 2006 |10.1073/pnas.0605128103. 
  89. R.W. Carter, The Painted Neandertal Ancient cosmetics are upsetting evolutionary stories, creation.com/thepainted-neandertal, 20 May 2010; João Zilhão et al., Symbolic use of marine shells and mineral pigments by Iberian Neandertal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11 January 2010. 
  90. M. Henneberg and J.F. Thackeray, “A Single-lineage Hypothesis of Hominid Evolution”, Evolutionary Theory 11:31–38 (1995). 
  91. B. Wood and M. Collard, “The Human Genus”, Science 284(5411):65–71 (1999).J. Woodmorappe, “The Non-transitions in ‘Human Evolution’ — on Evolutionists’ Terms”, J. Creation13(2):10–13 (1999); creation.com/non-transitions. 
  92. J. Woodmorappe, ““How Different Is the Cranial Vault Thickness of Homo erectus from Modern Man?”J. Creation 14(1):10–13 (2000). 
  93. A. Gibbons, “Java Skull Offers New View of Homo erectus”, Science 299(5611):1293 (February 28, 2003). 
  94. Ibid. 
  95. Ibid. 
  96. Wolpoff et al., “Modern Human Ancestry at the Peripheries: A Test of the Replacement Theory”, Science 291(5502):293–297 (January 12, 2001); comment by E. Pennisi, “Skull Study Targets Africa-only Origins”, p. 231. 
  97. Morwood et al., “Fission-track Ages of Stone Tools and Fossils on the East Indonesian Island of Flores”,Nature 392(6672):173–176 (March 12, 1998).New Scientist157(2125):6 (March 14, 1998); based on Morwood et al., (see previous reference).See also Creation 21(1):9 (December 1998–February 1999). 
  98. R.G. Bednarik, B. Hobman, and P. Rogers, “Nale Tasih 2: Journey of a Middle Palaeolithic Raft”,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28(1)25–33 (1999).
  99. Ibid.